亚非拉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学术咨询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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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9日,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西欧北美研究室承办的“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计五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其中有十九人做了会议论文报告。与会者围绕“近现代以来欧美社会变革与稳定”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研讨会共分为四个板块:
一、主题发言
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裘元伦先生做了《如何在大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以德国为例》的报告,论述了二战之后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具体改革措施,认为德国在实现历史大变革的同时成功地保持了社会稳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顺果先生在报告《美国之强大及真因探讨》中认为,“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强大的军队是美国强大的标志,但不是其强大的原因,是一个互相关联的完备系统保证了美国的强大。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在其《世界史与科学史》的报告中提出,要将科技史做成世界史。具体的学科建制步骤是,从中国古代科技史走向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再走向世界科技史。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世界历史研究所吴必康研究员在其报告《权力与资本,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演变》中,梳理了英国经济政策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凯恩斯主义、又回到新自由主义、最后发展出第三条道路的四次变革,认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走极端。他高度概括了变革与稳定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变则通,稳则安。世界历史研究所张红菊副研究员做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演变》的报告,论述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四个发展时期,认为金融监管需要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分权与制衡的结合。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生杨大勇在其报告《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演变》中论证了英国金融监管的渐进性,博士生郭晶晶的报告《简述英国政府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调控》探讨了英国政府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关系。
三、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的刘宏焘先生做了《1895-1897年纽约市街道卫生改革与城市环境变迁》的报告,详述了19世纪末纽约市的垃圾之困和改革契机,认为解决此类问题,技术方面并不难,关键在于政府、企业与市民的协作。河北师范大学刘向阳副教授在报告《20世纪中后期美国环境治理与公共舆论的因应关系探究》中,通过对美国空气污染治理的个案研究,探究了政府、环保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协调关系,认为环境治理与公共舆论涉及多种复杂因素。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副研究员的报告《激进环保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及其影响》,论述了美国激进环保运动的兴起背景、组织机构和影响,认为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配合了主流环保运动,另一方面因为过激言行而受到制约。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李文靖做了《19世纪英国碱法案及其对于科学建制化的影响》的报告,探讨了19世纪英国科学建制化问题,认为这是科学家、政府和生产商之间的博弈。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的报告《环境史视野下的美国现代化》,论及了现代化概念,并从环境史角度划分了美国现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四、民生问题与社会调控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伟研究员在报告《苏联体制下的民生问题与国家调控》中提出,民生问题在苏联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民生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能够展示制度的优越性。苏联这种政治统领民生的思维逻辑导致了两种结果:民生问题不会被忽视,但必须服从最高政治利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生问题导致苏联政府包袱沉重,一旦国家经济恶化,民生问题就会导致社会不稳。他的结论是:将民生问题过度政治化、计划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发展也很重要;如何控制政府与市场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很考验执政党的能力。世界历史研究所黄艳红副研究员的报告《从税制改革看法国旧制度的困境》认为,法国旧制度时期的财政问题是宪政制度问题,国王征税需要新的合法性。税制改革需要国王和贵族的妥协,但改革最终受阻,绝对君主制被困死在它赖以生存的等级制度中。世界历史研究所金海研究员做了《从劳伦斯案件看当代西方司法过程中种族歧视的特征》的报告,认为这个案件是西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缩影。世界历史研究所王宏波副研究员在报告《近代德国社会变革的因素(1871-1949)》中指出,德国统一之后的五次重要社会变革,均受到了外部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瑾的报告《19世纪英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认为,英国虽然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但由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步伐缓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超在报告《十九世纪末美国改革的逻辑:社会控制思想的视角》中提出,在工业社会,原有的社会控制观念必须转变,社会控制思想属于改良主义,有助于研究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郭家宏教授做了《19世纪英国的贫民教育》的报告,认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政府对贫民教育放任自流,导致英国发展放缓,而教育改革为其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就各个学术报告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近现代以来欧美各国在解决社会变革与稳定问题方面获取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新时期的改革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亚非拉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学术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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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研究所西欧北美研究室 于艳茹 供稿)

2013年7月29日至31日,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史研究室举行
“亚非拉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学术咨询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社会稳定的界定,主要亚非拉国家社会变革的共性与个性,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有力地推进研究工作。
会议由研究室主任毕健康研究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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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主任毕健康研究员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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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研讨亚非拉国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探讨其变革与稳定的个性与共性,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史研究室依托“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亚非拉子项目组”,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2014年7月28日在京举行“亚非拉国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人民日报社等高校、科研院所和媒体的专家学者约30人,从不同的视角深入研讨日本、印度、南非、阿根廷和埃及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一、亚非拉国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曾昭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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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耀研究员首先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那就是:拉美国家独立两百年来搞现代化,却至今仍然未完成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究竟是因为什么?他说,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拉美国家兴起了3次经济高潮。然而,这3次高潮都是西方经济发展拉动的结果。墨西哥迪亚斯时期的快速发展,主要是西方资本扩张,需要原材料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发阳光地带,拉动了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城市化。看来,依附性资本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有学者指出,拉美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培植拉美的民族资产阶级。当然,著名学者阿明反驳说,培植拉美民族资产阶级是幻想。
至于拉美国家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所谓的“拉美陷阱”值得关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针对拉美而言,其实就是“拉美陷阱”。他建议以发展问题为核心,论述墨西哥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南开大学董国辉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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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董国辉副教授梳理了20世纪阿根廷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对下述重大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答:为什么阿根廷从一个繁荣的拉美大国演变成“失败国家”?他说,20世纪初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21世纪初的排名掉到80名以后!他指出,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即初级产品出口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的二元分裂,导致政治结构的二元对立,使20世纪的阿根廷政治在极端保守与民粹主义之间左右摇摆,阿根廷始终没有达成政治共识,没有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与经济发展失败之间的恶性循环。

汤重南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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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重南研究员说,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研究,离不开价值判断。这就是,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进步和民众生活的改善?专制下稳定,比如日本走向法西斯后相当稳定,这样的稳定未必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社会秩序。相反,民主化不一定造成不稳定。
具体到日本,他认为明治维新是近代以来日本最重大的变革。日本的对外侵略与扩张,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副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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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斌副研究员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全面回顾了二战以来日本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他说,二战以来日本的和平是一种偶然性和平,缺乏根基的和平,因此并没有解决“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在美国的卵翼下,日本借助于几场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实现了快速经济复兴,但美国对日本经济介入很深,日本经济实际上依附于美国。这与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与美国的主仆关系是一致的,因此美国是日本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从政治上看,长期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革新性政党如社会党和共产党基础不牢,因而战后日本社会和政治稳定,但政治腐败影响日本政局稳定。同时,日本的集团主义传统,民众对权威的服从,强调对弱者的扶助,也有利于日本社会稳定。
二、城市化、阶级阶层、民主问题与社会稳定

宋城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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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教授就战后日本社会稳定问题,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写作建议。他说,日本政党政治是我们考察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视角,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日本的政治腐败问题,根子还是在政党政治上。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是探讨战后日本社会稳定问题的第二个层次。日本传统文化,是我们认识日本的社会稳定问题的第三个层次。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有益的话题。他还提出,文章要层次丰富,生动有趣。

世界历史研究所王文仙副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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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的拉丁美洲,20世纪墨西哥社会基本稳定相当引人注目。王文仙副研究员从城市化切入,找寻墨西哥社会稳定的根源。她提出,20世纪墨西哥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即1900—1940年缓慢发展阶段、1940—1980年加速发展阶段和1980—2000年平稳发展阶段。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是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产物,又在墨西哥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是“城市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等等。这些问题蕴含着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墨西哥政府在城市治理以及社会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

王洪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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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生教授说,“变”与“常”是任何社会面临的一对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当下的主流史观,无论马克思主义史观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史观,都是进步史观。而印度人却与众不同,秉持循环史观。太阳东升西落,凡人生老病死,一切皆循环,印度人看重来世。这种循环史观,对印度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是,四次重要变革(1857年起义,1947年印巴分治,1975—1977年实施紧急状态和1990年代的改革)均未打破印度社会渐变过程,始终坚持走折中、调和的发展道路。
印度何以保持社会稳定?对印度传统文化,不能一概否定。比如,种姓制度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此外,印度人很自信,很自傲。

世界历史研究所杭聪助理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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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聪助理研究员探究20世纪南非城市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的南非不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南非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或经济快速增长拉动的,城市人口生活质量提高,来自农村的移民对城市生活比较满意,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他对20世纪的南非社会稳定,进行了分期研究,着力考察南非城市与社会稳定或社会失稳的关系。

王林聪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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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聪研究员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即中东何以成为社会动荡的“典型”?
近代以来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更加衰落,这是中东动荡的主要背景。另一方面,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缺少一个轴心国家,而且中东在地缘政治和世界能源版图上又占有独特地位,因而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加剧了中东的动荡。
他说,研究中东社会稳定问题,看来绕不开“中东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概而言之,中东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中的社会,具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如部落力量,具有多元、多样和混杂的特点。中东的教俗冲突,仍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前中东国家人口年轻化程度高。
毕健康研究员说,仍在恶化的中东乱局,要求我们从学术上做出有力的回答,虽然这是一个有难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毫无疑问,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没有解决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会爆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对抗;国家的发展方向就不能解决,发展战略就无从谈起;经济难以有起色,民生日艰,又反过来造成社会和政治问题。此其一。
其二,需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高度,审视中东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生产力发展是基础,是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的前提。单是经济增长,未必导致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那样。因此,重视民生问题,使社会各主要力量及其利益保持大致均衡,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维持社会稳定。
其三,外部干预是造成中东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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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研究员从埃及阶级层问题切入,着力探讨20世纪埃及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关系到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分配也是硬道理,关系到社会公正,如何分蛋糕的问题。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阶级、阶层的划分与社会流动上来。阶级、阶层是客观存在,是否认不了的现实存在。就相关问题,他简要地谈了几点粗浅认识: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强理论指导,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抓住问题的关键,牵住牛鼻子。《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甚至指导意义。对于我们观察和认识发展中国家包括埃及的阶级阶层问题而言,二分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看来过于简略,宜以三分法(上层、中间阶层、下层)和五分法(上层、中上层、中间阶层、中下层和底层)为补充。这样,我们对阶级、阶层问题探讨应该更接近社会实际。所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而是一个跨越资产阶级和广义的工人和农民的“大阶层”。无论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职业、收入与社会声望来看,“中产阶级”内部差异极大,因此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强的过渡性阶层,称之为“中间阶层”可能更接近实际。既然“中产阶级”是西方的一种虚构或建构,因此“中产阶级”的革命性或保守性就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无论纳赛尔政权还是萨达特—穆巴拉克政权,抑或今天的塞西政权,都是资产阶级政权。但是,从社会流动或阶层变化来看,纳赛尔时期中间阶层、中下阶层乃至部分底层较好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遭到严重打击。相反,自1970年代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大资产阶级或卷土重来,或与官僚资产阶级结合,总之大资产阶级复兴。与此同时,中间阶层、中下阶层和底层利益受到直接冲击,以至于一些埃及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重建”。埃及社会的两极化,应该引起重视。

张经纬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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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金兴礼博士发言

张跃斌副研究员

首都师范大学金兴礼博士从协和式民主切入,竭力破解“印度民主谜题”,这就是:高度分裂的社会有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印度人还比较贫穷,文盲率高,印度民主的质量由此受到影响?高度政治暴力与维持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矛盾吗?他认为,四大要素使协和式民主契合印度现实,印度由此建立起稳定、高效的民主:大联合政府,在政府体制内解决分歧;族群自治,比如成立语言邦有效地弥合了族群分离倾向;比例代表制;少数群体否决权,其副作用是决策效率不高。总之,金博士从民主政治角度考察了战后印度社会稳定问题。
三、纵深考察日本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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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仙研究员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经纬研究员发言

张经纬研究员、张跃斌副研究员、王文仙副研究员和金兴礼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并且就研究中遇到的学术疑难问题,向与会的专家反复请教,深入探讨。
毕健康在会议总结时,就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社会变革是常态,是过程。或者干脆说,社会变革就是现代化进程。相反,社会稳定却不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在社会陷入动荡时才发现维持社会稳定并非易事。
稳定,就是事物处于均衡的一种状态。稳定,就是量变,而非质变。
社会稳定,就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局部、渐进式改革和调整的过程。
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的基本平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社会稳定是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基础,改革、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一切无从谈起,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社会稳定是发展和进步中的稳定,不是僵化的、高压下的一团死水的稳定。否则,就可能是火山口上的稳定,随时可能陷入动荡的泥塘。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基本政治制度保持不变,没有出现危及全局的严重动乱或暴力反抗活动,那么,就保持了政治稳定。思考、研究社会稳定问题,主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入手,着力探讨利益分配和民生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努力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毕健康最后说,咨询会开得很好。参加会议的咨询专家都是成就斐然的大学者,他们贡献出自己的智慧,让与会者深受启发。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奉献精神,令人感动。亚非拉研究室的各位同仁都是有比较雄厚的学术积累的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在会议上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他对各位专家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经纬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甲午战争与地区、国家的稳定”。他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对东北亚和东亚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从以清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变成日本作为新的猎食者加入西方列强在东亚抢夺利益的新局面。对于甲午战争与日本政治稳定的关系,学术界是有争议的。甲午战争后,日本从藩阀政治逐步走向政党政治,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开始启动。

(亚非拉室 毕健康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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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连会新副研究员发言

河北大学连会新副研究员从官僚制和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角度,探究战后日本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认为日本官僚制和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战后初期日本官僚制与行政制度改革,以《日本国宪法》、《内阁法》、《国家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的实施为标志,日本进入了资产阶级文官制度时代。在这次改革过程中,除盟军总司令部发挥的主导作用外,也离不开日本国内改革势力的积极配合。此次改革,适应了战后初期经济恢复的要求,也为后来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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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研究所文春美副研究员发言

文春美副研究员考察了二战前日本东洋史学者的“满鲜史观”。她注意到,日本对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过程,与日本学术界加深研究这些地区的活动同步进行,为的是给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学理依据。她指出:由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历史学者们提出的“满鲜史观”等“殖民主义史观”,是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殖民统治朝鲜和中国大陆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正如日本学者上原淳道在《东洋史学的反省》
中所指:“时至今日,清算日本历史学的残渣,即‘去除殖民化’,依然是研究东北亚历史的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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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艳茹副研究员发言

张艳茹副研究员考察了近代日本社会变革与史学思潮的双向互动进程。从幕藩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转型这样的重大社会变革,反映到史学上则是史学思想的多样化、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深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等等。然而,随着近代日本国家主义色彩不断加强,国家逐步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对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明治宪法体制建立后,作为统合国家的手段,不断强化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依托的“国体优越性”的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法则和价值观的观念。在史学领域出现了久米邦武事件等学术压制事件。1930年代,皇国史观之所以成为国家检定的正统史观,正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统制国民思想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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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会科学院刘树良助理研究员发言

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刘树良考察了战后初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他说,战后日本的非武装与被美国占领的现实,使日本政府积极寻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日本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美苏对立、美国的占领,促使以芦田均、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的“追随强者”,最终与美国结盟,以维护日本国家安全。
四、印度社会变革的多角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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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王红生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的王红生教授是我国著名印度史专家。他注意到,20世纪印度的发展道路,既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进程,又不无争论。他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印度发展观的演变,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第三条道路”发展观、自由化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包容性发展观,等等。印度发展实践表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而精神层面的力量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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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张淑兰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张淑兰教授着力探讨印度政党体制与国家整合的关系。印度复杂的社会结构造成国家的政治分裂,不成熟的民主造成政治动员的乱象。与种族、种姓、宗教等社会因素相比,地区因素更重要,不仅影响到全国性政党的选举结果,而且影响到全国政党体制的发展变化。反过来,政党体制是国家治理和整合中的核心意识形态工具,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全国性大党的竞争直接影响到国家整合和国家治理的效果,地方性政党的崛起不仅没有造成国家的分裂,反而促进了印度中央地方关系的缓和。可见,政党体制与中央、地方关系是审视印度社会稳定问题不可或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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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南亚系印度籍讲师辛格博士发言

北京大学南亚系印度籍讲师辛格博士系统评述了2014年印度大选,解析“莫迪旋风”后面的印度经济、政治和文化。他的发言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语言风趣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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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晓霞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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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冯立冰发言

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晓霞和冯立冰,分别就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乡村与城市的失衡与重构和1950~1960年代印度发展过程中的美国因素,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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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研究所许亮助理研究员发言

许亮助理研究员系统分析了1959~1970年中、苏、朝三国关系。他说,从1959年到1970年间,平壤先是亲近北京,后又向莫斯科靠拢,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对于平壤来说,尽管同两个盟国的关系都经历过困难时期,但还是维系了同盟关系。总的来看,中苏的分裂,对于朝鲜来说挑战还是大于机遇。
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子项目负责人、首席研究员毕健康在总结发言中说,会议上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发表了颇有价值的见解,为项目组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精神食粮,我们要认真学习,努力消化。总的看来,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是一个宏大的题目,需要综合研究,尤其是要提高理论素养,竭力抓关键,努力做到纲举目张。要抓住一个国家某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我们并不是唯稳定论,社会公正、社会公平是我们的价值追求。我们研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就是要以民生为本,探讨如何更好地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保持社会稳定。
这次会议讨论表明,不同亚非拉国家在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上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显然,城市化对于墨西哥和南非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城市化也未必是埃及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垮台,经济问题并非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外部因素的影响则具有普遍性。对于韩国、墨西哥、伊朗和埃及乃至日本,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研究亚非拉国家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政治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话题。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埃及民族民主党一党独大,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在当时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具体地说,就是要总结这些国家如何运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调节和处理好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和阶级基础。反言之,就是要研究这些国家在调节利益分配上有什么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汲取。阿根廷的教训,需要高度重视,值得深入研究。概言之,我们要努力找寻政治制度改革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的具体机制。
本次会议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亚非拉史研究室承办。世界历史研究所资深专家李春放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王红生、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丽萍和文春美分别主持各个时段的学术研讨。人民日报社原处长、资深记者、主任编辑王南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精彩评论。
亚非拉室主任毕健康研究员致欢迎词并做会议总结。
让全体参会学者尤其是亚非拉室科研人员深受鼓舞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廖学盛研究员莅临现场,全程参与会议。

(亚非拉史研究室 毕健康整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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